特殊时期的特殊官司令人特别感动

  2002年8月上旬的一天，一辆面包车来到雁江区大地法律服务所门口，人们从面包车上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这人自称叫吴成彬，今天租了车、请了人，特地护送他来法律服务所，指名道姓要找所长敖贵东。

  四川盆地，8月的气候特别炎热，一张床单盖在吴成彬身上，床单里发出阵阵恶臭。

  护送他的人告诉工作人员说，吴成彬打工受伤，下半身瘫痪，屙尿都是导管，褥疮严重，恶臭是褥疮发出来的。

  1985年，因为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十分困难，母亲实在受不了贫穷，离家出走，据说跟人私奔去了河北。

  父亲怀疑妻子出走与妻弟有关，年已19岁的吴成彬也怀疑舅舅做了对不起吴家的事，于是放火、盗窃以报复舅舅，吴成彬因犯罪而判刑，投入劳改。

  可是，因为他是劳改释放人员，在外名声已是不好，又加上家贫如洗，根本就没姑娘愿意跟他。

  于是，他咬着牙东借西借了4000多元钱买了一辆机动三轮子车跑运输，谁知赚了钱刚刚还清了债务，不幸又发生车祸将人撞伤，不得已卖掉了三轮子车医治伤员，最后欠下8000多元的赔偿款无力支付，只好于2000年6月去北京房山区南窖乡一家煤矿打工，挣钱还债。

  2001年11月28日，吴成彬在一个叫“280水平矿井”的煤井里作业时，一块石头坠落砸在吴成彬腰部，吴成彬当即疼痛难忍，被送到房山区河北中心医院抢救治疗，确诊为第12胸椎体脱位，第1腰椎椎体爆裂骨折，脊髓骶尾节段损伤及神经断裂伤，第1、2腰椎横突骨折，竖脊肌挫裂伤，左侧肩胛骨骨折，肾挫伤。

  1月9日，矿方老板赵文国、赵文志兄弟与吴成彬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一次性付给吴成彬生活费、医药费、回家路费、护理费、父母生活费等，合计27000元。

  回家后，吴成彬首先偿还了8000多元的债务，6000元给了父母（生母出走后，父亲续弦接了个后妈），除去回家路费及打杂费等，手边仅剩10000元左右的吴成彬，因为下半身瘫痪，生活根本不能自理。

  继母嫌他屎尿不能自理，又脏又臭，不要他在家住，更不愿给他清洗，兄弟姊妹都怕沾上这个累赘，不愿接纳他，更不用说照顾他了。

  他动弹不得，喝口水，叫人送水要给钱；肚子饿得实在没法，请人做碗面条都得给一元钱的工钱。

  农村住房十分分散，人来人往极少，有时候两三天没有一个人来往，吴成彬就只好眼巴巴地躺在床上，听天由命。

  万般无奈，他只好请人把他送到伍隍镇，住进一家极其便宜的旅馆，每个月给200元工钱，请了个农村妇女来护理他，一边捱日子，一边在镇卫生院治疗褥疮。

  就在吴成彬绝望至极的时候，有人给他指出一条求生的道路。说雁江区直属大地法律服务所所长敖贵东近两三年来，为伤残的打工仔打工妹打赢了不少官司，何不找敖所长帮忙打打官司呢。

  然而，另有亲友却给吴成彬泼冷水。说吴成彬受伤后，矿方已负担了全部医疗费，之后又给了27000元补偿，并且双方签订了协议，明确说：“协议签字生效，永不反悔。”这个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时间又过了一年多，打官司已没指望，就别存幻想了，还是另谋生路吧！

  主张吴成彬求助敖所长的亲友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除此而外，绝对是无路可走！

  但是又有亲友替吴成彬担心，说他现在已分文不剩，打官司是要钱付代理费和诉讼费的，并且还要差旅费，没钱怎么打官司。

  说到钱，吴成彬确实傻眼了。他像一个即将沉底的溺水者，为了求生，哪怕是根稻草，他也决心抓一把。

  凡是有过相似诉讼经历的人都明白，像吴成彬眼前的情况，绝对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谁都会感到特别烫手。

  据吴成彬所述，他只知道煤矿老板赵文国、赵文志兄弟是个体承包人，这两兄弟到底是多大的老板，有多大的资本，那个煤矿到底叫什么矿，吴成彬都一问三不知。

  这就是说，要为吴成彬打官司，对手经济能力如何、有无赔付能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更为现实的是，吴成彬现在身无分文，诉讼代理费可以暂时不说，如果能立案，立案费也能申请缓交，但是要去北京调查，要去北京立案，这来往的差旅费就不是一个小数。

  还有，有着非常丰富诉讼经验的敖所长清楚地想到，吴成彬要打官司，必须作伤残鉴定，鉴定费加上来往成都的差旅等费用，也不是三五几百元的问题，而是需要数千元费用。

  但是，素以为弱者伸张正义为已任的敖贵东，面对吴成彬的惨状，面对吴成彬企求的目光，他表示，再烫的“烙铁”也要把它拿下！

  他详细地询问了吴成彬打工和受伤前后的情况，冷静地思考认为，“吴成彬打工的煤矿规模不算小，绝不是普普通通的个体小煤窖，虽然不知道老板赵文国、赵文志到底是什么老板（因为其与吴成彬签订的协议连个公章都没有），不知道其到底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但从煤矿的规模分析，应该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面对吴成彬的惨状，敖所长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从道义上接受吴成彬的委托，以风险代理的形式当即与吴成彬签订了全权代理合同。

  8月11日，吴成彬被送到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作伤情鉴定。8月19日，检验判定的结论为“吴成彬双下肢截瘫属二级伤残。”

  收到检验判定的结论后，敖所长在吴成彬户籍所在的东峰镇政府开具了吴成彬现在经济情况的证明，于2002年9月7日启程，亲赴北京，调查确定诉讼主体。

  9月9日上午7时左右，敖所长到达北京市房山区委区政府所在地的良乡，为方便办事，在良乡一家旅馆登记了住宿，决定立即出发去南窖乡联营煤矿。

  所谓208，实际是长沟峪煤矿的一口井，其承包煤井的赵文国、赵文志是何方人氏，家住哪里却无人知晓。

  再打听，人们说，全乡矿山的情况只有董副乡长才清楚。要找，只能找董副乡长。

  电话打过去，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对方一听说敖贵东是为打官司而来，立即在电话那头发起火来：“这事你找嘛，208是长沟峪煤矿的，我不知道谁是赵文国赵文志，要找，找他们去，他们的事，我管不着。我这里正开会，没功夫！”

  他正不知从何入手时，却发现副乡长办公室设立的公示栏里标有“矿山服务所”的若干内容，于是，他灵机一动，立即去找矿山服务所。

  在矿山服务所，一个姓刘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南窖乡的煤矿分两种性质，一是国营的，一是乡上的。

  国营的，因为亏损严重，大多数已承包给个体老板。不知道敖所长要找的老板到底是哪里人。

  敖贵东当即拿出吴成彬与赵文国、越文志签的协议，说这协议用笺是“南窖乡联营煤矿公用笺”，想必赵文国、赵文志应是南窖乡联营煤矿某个矿井的老板。

  刘同志十分冷静，说280煤井是国营京煤集团长沟峪煤矿的，赵文国、赵文志可能承包了280煤井。

  但是，280煤井乡政府却管不着，平时连安全检查都不去那儿，不知道赵国文承包280是跟谁签的协议，承包费怎么交、开采证是怎么来的，统统都不清楚。

  于是，敖所长灵机一动，拦住一辆拉煤车，打听280煤井在何处，司机以为敖所长是去280谈生意的，就把280煤井的具体所在告诉了敖所长，敖所长当即租了一辆车，直扑280！

  来到老板赵文国的办公室，办公室一个男子问敖所长从哪里来，有什么事，还没等敖所长完全说明来意，对方即称这里不是280办公室，也不知道赵文国这个人是谁。

  恰在这时，一名男子跨进门来向办公室这名男子“请示”工作，称这男子为“赵老板”，敖所长当即明白了什么，十分严肃地向该男子出示了工作证件和相关法律文书，希望“赵老板”不要兜圈子。

  赵老板见无法掩盖，这才仔仔细细地验看了敖所长的证件，并解释说，他叫赵文志，在这里的负责人实际是他哥赵文国。

  说起吴成彬受伤的事，赵文志当即滔滔不绝，说他们已赔偿了2万多元，加上医疗手术等费用，他们已耗费五六万了。事情已逝去快两年了，当初已签订了永不反悔的协议，现在又来找事，已经晚了，找不着了！

  赵老板进一步说，这些年煤矿整顿，效益越来越孬，工人工资都成困难，没有钱给吴成彬。

  敖所长希望赵老板依法办事，但赵老板却说，280不是他赵氏兄弟的，是上边的，要找你们找上边去！

  赵老板声称找上边，“上边”是指哪里？乡政府已明确说他们不管，赵老板又不肯说出上边是哪里。

  敖所长凭其到280矿当地考验查证的情况分析，该矿规模不小，不象是私人开采的小煤矿，那么，280煤矿的“主管”到底是谁？

  于是，敖所长又来到煤管处，一位负责人说，280煤井是国营长沟峪煤矿的，与南窖乡联合经营，地方上管不着，有什么事，只能找长沟峪煤矿。

  长沟峪煤矿系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单位。矿部驻地在周口店，往来房山区府一百多公里。

  10月13日，敖所长即奔赴周口店，一路打听来到京煤集团公司长沟峪煤矿，办公室几名工作人员说，280井早就交给乡上去了，公司早就没管了。

  在敖所长脑子里，吴成彬的影子老在脑海里盘旋，如果就这样回去，且不说枉花了几千元差旅费，当事人那里可怎么解释，连个主管部门都没查清，这一趟岂不太冤枉！

  于是，他以楔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寻访到一位四川老乡，从这位老乡那里，终于摸到了280井的来龙去脉。

  这位老乡说，280井原属长沟峪煤矿，矿井采穿以后，出口那边便是南窖乡，于是就丢给了南窖乡，让乡上去回采没采完的一些零星煤。

  敖所长开门见山，说他已调查清楚，280井是南窖乡的，赵氏兄弟是承包人，因此，吴成彬因工致残，理当起诉南窖乡政府和赵氏兄弟。

  听说乡政府要被起诉，董副乡长当即慌了神，声称280井本来是长沟峪煤矿的，因为采穿以后，从南窖乡出煤较为方便，长沟峪煤矿就和南窖乡签订了合资联营协议。

  之后280井即承包给了赵氏兄弟，并有承包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一切安全责任事故均由承包方负责。

  由此，敖所长心里已然明白了个中底细：280井其实就是国营长沟峪煤矿与南窖乡联合经营，然后承包给了赵氏兄弟。而赵氏兄弟又没有开采营业执照，而是挂靠在南窖乡联营煤矿。

  理清这一关系后，敖所长当即向房山区劳动仲裁委递交了一份劳动仲裁申请书，仲裁委裁定“不予受理”。

  走完了劳动仲裁这一必经程序后，敖所长一纸诉状，将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沟峪煤矿、房山区南窖乡人民政府和南窖乡联营煤矿280水平矿井承包人赵文国、赵文志一并推上被告席，请求判令四被告赔偿吴成彬因工伤致残的各种费用49.7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2002年9月底，敖所长即收到房山区人民法院定于10月10日开庭的传票。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被告对于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对吴成彬的伤残鉴定持怀疑态度，要求在北京重新鉴定。

  诉讼中被对方以种种理由延缓开庭的情况时有发生，作为法律工作者，敖所长已是见惯不惊。

  竟管这一趟北京之行又要两三千元路费，但还是不得不按法律程序办，无奈只好返回四川。

  回川后，敖所长赶紧把吴成彬弄到资阳市人民医院作全面体检，拍了照片，然后又收集了吴成彬在铁道部内燃机车工厂职工医院和小院镇中心卫生院等医院的病历手册，拍摄了吴成彬伤残现状的照片等证据资料，即时寄往房山区人民法院。

  这一次，被告方提出，原告的赔偿要求过高，他们赔不起，要赔，顶多赔4万元。

  法庭主持调解时被告却使出一个令人不敢恭维的手腕，说他们各有各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要在庭下商量一下各自承担的责任。

  去一趟北京，两千多公里，确实很不容易，敖贵东希望被告尽快讨论，尽快给个结果。

  到了下午，敖所长打去电话，询问商量得怎么样了，被告代理人称，正商量着呢，请敖所长再等等，听候回音。

  庭审遭遇变故的事儿敖所长确实见得太多了，遇到此种情况，那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这第二次开庭，又算是“小产”了。

  敖所长刚到北京，家里妻子便打电话告诉他，说广东出了“非典”这种怪病，传染很凶，据说已传到北京了，希望敖贵东注意安全，别染上病了。

  法庭辩论和举证质证结束后，法官主持调解，被告同意把赔偿由上次的4万提高到6万元，但被告中的赵氏兄弟之赵文国则提出，他只是280矿负责安全的副矿长，并不是承包人，吴成彬告他是找错了对象，要求法庭驳回吴成彬的诉讼。

  赵氏兄弟还说，吴成彬受伤不假，但早已作了赔偿，签订了永不反悔的协议，现在再提起诉讼纯粹没有道理，因此也要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

  回到四川后，敖所长没有被动地等待宣判，而是不断地打电话向主审法官陈述吴成彬的现状和困境，希望主审法官多做被告方的工作，力争公正、公平判决，尽快落实赔偿。

  不过主审法官在电话上称，根据调查了解，本案主要担责的是赵氏兄弟，但赵氏兄弟确实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来，判决另两个被告承担太多的责任又不行。

  不断地打电话，不断的“协商”，眨眼两个月又过去了，直到5月上中旬，法院又才通知敖所长，说定于5月16日再次开庭，由法院主持调解。

  5月，正是北京闹非典的严峻时期，临出发前，敖所长的妻子儿女和亲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有亲友建议他放弃算了，说如果一旦染上“非典”，可就一切都完了。

  但敖所长想，既然法院发了传票，无特别特殊的情况，是不能申请延期的。当事人还等着赔偿活命，再延期，又要延到什么时候！

  于是，法官、书记员、原、被告当事人或代理人，一个个戴着口罩，没有在法庭房间里，而是统统站在法院大门口，说话“嗡嗡嗡”的，庭审就算开始了。

  最后，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除去赵氏兄弟已支付给吴成彬2.7万元外，再一次性赔偿吴成彬现金15万元。

  书记员蹲在地上，作完了笔录，原、被告在笔录上签了字，主审法官即宣告庭审结束。

  第二天，法院制作了调解文书，敖所长领取调解文书时，再三请求法院督促被告兑现协议，主审法官表示，一定尽快督促兑现。

  时隔10余天，怀着企盼的心情，敖所长终于盼来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汇来的15万元现金。

  钱到位以后，敖所长又及时通知吴成彬将身份证、户口本带到资阳城里，为吴成彬办理了存款手续后，又于6月14日专程赶去吴成彬住地，将存折亲手交到吴成彬手上，并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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