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革命文物“43”号电话机揭秘

  1949年4月23日，无锡人民迎来了解放，地下党发挥了重大作用，获得重大成功。他们在解放前已基本掌控了无锡局面，就像已手握无锡城门“钥匙”。当突破军队长江防线，在江阴成功渡江后，快速南下直奔无锡，准备苦战血战攻坚破城。但在大军压境之下势如破竹，没料到迎面的地下党已“用钥匙打开城门”，部队不费一枪一弹，顺畅进入锡城，地下党已带领无锡人民在热烈欢迎他们了。

  2011年的5月4日，无锡《江南晚报》发表了一篇记述无锡人民迎接解放情景的长文，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4月20日，无锡工人纠察队司令部公开在顺丰德面粉厂成立，全体武装战士共有近百人，都到顺丰德面粉厂集中。司令部由无锡工委副书记周晓华任司令，城北区委负责人沈仁湧任政委。顺丰德面粉厂由杨忠正说服厂主华仲燕买了枪，沈仁湧立即将枪分发给陆云清、华逸民、许统福、张伟本、杨忠正、蒋金夏、秦允洪、吴明深、朱兴发等……”这天宣布工人纠察队司令部成立并发枪，公开亮相亮剑，是黎明前地下党对工人武装决战力量的检阅，是对政权的强悍，是人民即将掌权的钢铁意志的宣示。

  早在1948年底，地下党无锡工委未雨绸缪，为了迎接解放就决定建立工人武装，由潜伏在顺丰德面粉厂的地下党负责人沈仁湧筹备组建。他很快拉起了地下武装队伍，并执行了各种护卫任务，又不断增人增枪壮大力量。地下党不断渗透到警察局、自卫队、发电厂、火车站等要害部门关键单位。

  在无锡博物馆，展览着不少见证无锡解放的革命文物，其中有根据原顺丰德面粉厂练习生、地下党员蒋金夏提供情况后，被珍贵收藏的顺丰德面粉厂号码为“43”的美国造电话座机。 那电话机在无锡解放前地下斗争生死搏斗的日日夜夜，和此后迎来了解放的繁忙时刻， 是地下党前线指挥部负责人沈仁湧频频用于上联接受指令，下通发号施令的唯一通信工具。那部厂里平时用来生产经营对外联系的普通电话机，在那关键时刻，成了铃声不停，“命令！命令！”不断的特殊军用电话，在无锡解放前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该厂当年的牛皮纸信封，被集邮协会珍贵收藏，也印证了顺丰德面粉厂的“43”号电话机。

  有关无锡解放的史料中，都提到了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顺丰德面粉厂。在工商业繁荣发达，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众多企业中，何以一家中型的顺丰德面粉厂在解放战争中独树一帜独占鳌头？为什么在政权掌控之下，无锡地下党的武装力量能在热闹工商城区公开组建，并且公开发放近百？那是因为该厂当年是地下党无锡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基地，有迎接解放的前线指挥部，有人民武装——工人纠察队的司令部。这个地下党重要基地是怎么建立的？无锡地下党与厂主华仲燕是啥关系？他们经历过什么艰险？这样一些问题人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或因历史局限知之有误。那些真实情况，恐将在历史长河中如浪花般消失得无痕无影。作为知情人，我们把记忆中的事和人在此叙述。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 是耄耋之年的退伍军人、革命干部 、教师，华仲燕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对当年主要的人和事都有深刻印象，特别是11年前84岁的大哥华克昌更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年十八、九岁的他与沈仁湧、张伟本、杨忠正、许统福、华逸民等几位地下党关键人员十分熟悉，几乎天天见面又有交往，也见过那些长短。几十年来，往事并未烟消云散，当居住分散在各地的我们兄弟姐妹相聚一起回忆聊天时，常常会聊到父亲与地下党负责人沈仁湧，以及被沈仁湧发展为地下党员的亲戚、熟人的种种往事。

  父亲华仲燕，生于1908年，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三。17岁时中学辍学，到上海进商行做练习生，在商海经过多年历练奋斗，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与友人一起在无锡北门外北塘茅泾浜创办了顺丰面粉厂（那时厂名中还没那个“德”字），生产“红狮绿球”标志的精白面粉，和“绿狮球”标志的普通面粉两个品牌 ，同时单独在上海经营商行 。在抗日战争烽火纷扰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惨淡经营，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认为能安稳发展。不料虎走狼来，受到军警敲诈勒索，倍尝艰辛思想苦恼。

  1946年秋，中国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周公馆”代表团驻地向上海各界发表演说，彷徨中的父亲前往聆听，醍醐灌顶，留下深刻印象。对中国有了初步认识，看到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向和希望，他期盼社会变革。

  1946年春末，父亲友人退出经营，因资金一时接不上，就把顺丰面粉厂连带职员工人，租借给了荣家小开荣毅仁任厂长的茂新面粉厂，故该厂一度被改称为茂新面粉三厂。在无锡市有关工商史或展览中， 讲到茂新面粉厂一、二、三厂时，错把租借顺丰面粉厂写成租借顺丰德面粉厂，厂名多出一个“德”字，这是不了解该厂变迁历史出现的差错。

  1947年底，顺丰面粉厂出租期满，之前就相熟的荣毅仁先生，约我们父亲到他上海刚建造好的新家别墅商谈，要求继续租借。原先租借时协定租金以面粉产量提成计算（以包为计算单位）。父亲在将厂移交给茂新厂时留了个心眼，布置随厂继续工作的亲信职员帮助记录产量。那时市场上面粉十分畅销，只要出产面粉就很快售出，租借出去的厂被加班加点生产，产出远超过平时正常产量。可是在结算支付租金时，却是按一般正常产量计算，这样租金就相差很多了。在荣氏企业中，自有一套收益分配和薪水额定制度，规范着他们众多子女婿媳，但那额外溢出的收益外快就是另一回事了。父亲将此事提出后，荣毅仁先生既不否认也不表认可，只是打着哈哈，承诺续租后租金可以商量提高，並可邀请华仲燕回厂担任厂长。我们父亲没有忍下明吃大亏这口气，决定把厂收回自己经营。这倒也为以后地下党进厂发展有了可能。 当时由于运营资金有缺口，我们的大表哥浦正勤，关内榨油生产顶级规模的无锡恒德油厂经理，代厂主他父亲浦勇达先生（我们的大姑父）投资入股，就此在厂名中添加了一个“德”字，更名为“顺丰德面粉厂”。

  1947年，上海青年沈仁湧在东北一所大学读书，因投身反蒋反美遭到，被当地政府逮捕入狱。他在上海的二哥，经营兄弟衬衫公司的沈仁涵对自己六弟的命运十分担心，四处奔走寻觅关系托人营救。沈仁涵与我们父亲交往比较密切，为他量身定做衬衫，也为我们兄弟几人定做过衬衫。热心的父亲得知情况后急他所急，想方设法，恰巧那时我们婶婶的二哥高桐柏在沈阳中央银行担任高管，与当地军政警工商高层有关系，父亲就托请他尽力帮忙。经过他的奔波周旋，终于把关押在监狱中的沈仁湧营救了出来。沈仁涵对此十分感激，除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我们父亲之外，还到我家送来两条“大黄鱼”（20两黄金）以谢救命之恩。父亲坚决拒收回报，把它退了回去。

  1948年年中，顺丰面粉厂已回到父亲手中，改名为“顺丰德面粉厂”，他忙碌于锡沪两地工厂、商行的生产经营。这时已从东北回到上海的沈仁湧，接受地下党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克的领导，打算派遣他潜伏到无锡，为解放江南做准备。这需要有职业作掩护，他计划的潜伏点就选择顺丰德面粉厂。在向领导汇报了我们父亲的情况和选点理由后，获得组织批准。当他通过个人二哥沈仁涵向我们父亲提出到顺丰德面粉厂工作请求时，父亲就他为何不在上海工作，却要舍近求远去无锡？但因前有他在东北被捕入狱托人救出的事，感到这决不会是简单地谋职就业，为了心中有数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就要求他交底说明真实目的，经过交谈知道了基本情况。由于之前听到过副主席周恩来的演讲，对和国家前途、发展形势已有一定认识，经过慎重思考，对沈仁湧的要求表示接受、支持，就把他安排进了厂。虽然沈仁湧尚无职业经历，父亲却是一开始就让他担任了工务主任（如同现今的生产科长），对厂内外声称是从上海请来了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不久，父亲又应沈仁湧要求，把他上海的妹婿张伟本（大学毕业生，地下党员），也安排进了厂。除正常发给他们工薪，还提供各种方便，默许他们在厂工作可以“三天打鱼七天晒网”，掩护、支持他们开展地下工作，并在经费上予以支持。

  真是星火燎原哪，他们在厂内零起点成立党组织，很快把 好几位员工发展成为地下党员，又不断推进向厂外扩展。我们绝对没想到， 在厂门口河驳岸码头负责管理小麦进仓，面粉出厂的姨妈的哥哥，平时不声不响，我们的“阿毛娘舅”杨忠正，也被发展参加了地下党。父亲的秘书陆宝池，一位年长的大学生，协助父亲安排过我们的学习生活，他也被发展为党员。还有当地自卫队的队长施宏声，人豪爽，带着枪显得威风霸气，掌管着一方治安，在茅泾浜一带谋职进厂做事的工人，大都靠他推荐，一呼百应具有相当势力，竟然也被发展为地下党员。将这样背景复杂的人员吸收入党，是很慎重严格的，沈仁湧上报后，身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人周克特地到无锡对施宏声进行过考察。

  在不长的时间中，地下党组织迅速壮大，顺丰德面粉厂成了无锡工委的重要基地。沈仁湧与“华先生”关系紧密，为得到掩护和支持，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们父亲并不回避、保密， 必要时还主动通气。

  那时，我和二哥华克威都在城中心的崇安寺小学读书，即将毕业。由于父亲希望我们长大后成为工程师，所以会带我们到厂或其它工厂参观，增长见识。我们接触到厂里职员、父亲的门生、车间领班、工人等，其中有好几位是亲戚。我们接触到新来的大学生沈仁湧、张伟本，心中挺高兴的，会向他们请教一些文化知识问题。

  1949年初，淮海战役刚结束，解放大军兵临长江，笼罩锡城。地下党在顺丰德面粉厂如此频繁、规模逐步扩大的活动，难免露出蛛丝马迹，没有逃过鹰犬的眼睛。有一天，父亲的朋友，一家报纸的主编在与无锡城防司令部长官一起抽闲聊中，无意间得悉他们准备派人到顺丰德面粉厂抓地下党的消息，禁不住胆颤心惊满身冷汗，为仲燕先生担心害怕，不敢电话联系，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我们家，把此消息通知我们父亲。父亲急忙和他去乘“飞快车”（当时一种南京——上海之间所挂车厢很少的京沪快速火车）赶到无锡，把情况告诉沈仁湧，使他们抢在城防司令部行动之前安全撤离转移。

  很快到了3月，解放战争形势锐不可挡，政权风雨飘摇，无锡临近解放。沈仁湧带领人马又回到厂里，成立锡城迎接解放的前线指挥部，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活动也由秘密转入半公开。为了预防解放前出现动乱，保护工商业正常运行，以配合进城，他们计划成立无锡工人纠察队司令部，需要不少。此事重大，都是沈仁湧与我们父亲直接交谈通气的，得到我们父亲积极做出响应、支持，并慷慨出资，当时出资的还有北塘地区其他工商户。“阿毛娘舅”杨忠正平时对我们父亲尊重有加，都以“华先生”相称，且木纳寡言，所以其间并不存在需要他为买枪的事进行什么“说服”， 至多是在其间做一些联络传话的工作而已。

  那段时间的通讯联络，他们使用的就是顺丰德厂办公室内唯一的，用来生产经营对外联系的“43”号电话机。可见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地下斗争工作的条件是多么简陋、艰苦、危险。原无锡革命陈列馆对那部“43”号电话机的介绍说明是“无锡工人纠察队司令部电话机”，是不准确的。那时的司令部哪来这装备，连租用、征用都不是。后来该馆并入无锡博物馆，对“43”电话机的说明就改为“ 工人纠察队司令部进行联系指挥用的43号电话机”，这就比较准确了。

  大哥华克昌当年在荣氏家族创办的江南大学攻读，就居住在顺丰德面粉厂厂部粉麦处、会计办公室楼上，就是“43”号电话机楼上，父亲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他在室内的柜子、桌子抽屉里看到过那些长短，是工人纠察队枪枝中的一小部分，曾好奇地拿起来摸摸晃晃。他自己都不曾想到，解放后不久，参加华东军政大学穿上了军装，部队南下去解放福建时，还真的拿起了枪呢。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锡沪两地一些工商户包括荣氏家族的子弟，携带 资金移居香港、台湾、巴西、美国等地。地下党积极做稳定人心的工作，发送传单或派员上门，阐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号召大家不搬迁、不撤资、不歇业，迎接解放。

  在此期间，父亲曾和妹婿我们的三姑父荣守坚（荣氏集团创建人荣宗敬、荣德生伯仲的族弟，荣氏企业的营业部主任）前往台湾、香港拓展业务，谢绝了台、港亲友要他们留下就地置业发展的挽留，决然一起回到上海。并出资让朋友（报社主编）和荣氏家族的代表，无锡工商界翘楚钱孙卿的公子钱钟汉先生（著名文学大师钱钟书的堂房兄弟，解放后参加工商联工作，曾任无锡市副市长）一起，越江前往苏北解放区苏中区委联系迎接解放事宜。

  1949年5月下旬，政权摇摇欲坠，解放大军已把上海团团包围，郊区外围月浦、杨行等地枪炮声不绝。居住在市中心的我们，更加挂念身在家乡无锡的父亲。之前，父亲为他的事业经常在上海、无锡两地间奔忙，我们习以为常。可是那一段时间 非同寻常，无锡已经解放，社会上对“解放”的解释众说纷纭，谣言很多。

  父亲在解放区无锡已两个多月，因电话中断没有消息，我们惴惴不安。一天深夜，父亲回来了，衣着简陋风尘仆仆，疲惫不堪。他解下缝着银元的布腰带告诉我们：从无锡回来，大路不通走小路，避开激烈交火的战地，一路上乘车乘船和步行走泥地，钻过铁丝网，穿过有流弹的地区。遭到拦路时靠银元给买路钱，走了快两天才回到家。父亲回家两天后的半夜时分，我们被弄堂外的爆竹、鞭炮声惊醒。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上海也解放啦！我们这才恍然：两个月前他去无锡是为了迎接解放，在解放了的新天地忙碌不归。这次冒着风险赶回上海，也还是为了迎接解放啊！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锡解放那天，顺丰德面粉厂坚持照常生产，更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军粮，一包包优质面粉随着解放大军再次进入苏州、杭州、上海。

  解放初期，在市工商大会上，华仲燕受到了表扬，我们兄弟4人，3人参军奔赴前线，大姐进入公安局担任侦察员。沈仁湧担任青年团无锡市团委书记，改革开放中担任中外合资华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克毅，学生出身，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在上海成长。1950年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中，在南洋模范中学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进入南京海军联合学校学习。1952年毕业后，到浙江、福建海军炮艇（护卫艇）部队工作，历任信号兵、艇长，海军福建基地政治部干事。历经十余次对海对空战斗，身负战伤，立功多次。参加创建海军英雄艇——海上猛虎艇，是第一代猛虎艇首任副艇长，第二任艇长。1963年转业，在金融系统工作，199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