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蜕变！毛教员的“至暗时刻”

  1935年9月10日，教员和彭老总等人，在赶了一上午路后，停在庙前，稍作休息。

  不一会，后面的部队传来一阵骚动，心情沉重的教员等人听见动静后，就走向前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近前，只见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正和一方面军的战士对峙，现场很紧张。

  带走了军委直属队，还拿走了全军独一份的甘肃，最糟糕的是，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的人全走了（大部队走了，但还有部分没能来得及通知的人，被留下了）。

  9月10日一大早，部下直接进到陈昌浩和的屋子里报道，参谋长不见了，而且指挥部的也不见了，不一会，驻扎在前面的四方面军部队也传回消息，说一方面军的人都走了，还对他们放了警戒。

  听到这样的消息，陈昌浩几近崩溃，尽管他不知道具体是啥状况，但中央单独北上意味着什么他还是明白的。

  又过了一会，红大的负责人何畏坐在担架上也匆匆赶到了前敌指挥部，询问陈昌浩是否有什么特别行动，为什么红军大学的人都走了。

  陈昌浩顿时就怒了，因为红军大学的队伍里有不少四方面军的干部，陈对何畏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

  陈昌浩一发怒，前敌指挥部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电报机响个不停，战士们手忙脚乱的到处问消息，确定情况。

  回忆，听到这样的消息，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他楞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感到心情异常沉重，“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陈昌浩的心情也很不好，各种难听话都出来了，当即就给张国焘发了电报，说了情况。过了一会，前敌指挥部接到前方部队的消息，说中央红军走了，我们追，他们走的更快，还对我们警戒，要不要打？

  这是一个比天还大的问题，陈昌浩一时也懵了，究竟要不要打？这时，陈昌浩转过头望着，征求他的意见。

  此时，陈昌浩其实也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做了，大家的脑子都成了浆糊，但陈昌浩明白一件事，一方面军走就走了，可四方面军的人要留下（从陈徐的反应中显而易见，他们对中央其实并没有啥想法，不然不会如此松懈，一直到现在才发现中央的人走了）。

  指令——9月10日于阿西徐、陈：（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三）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身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陈昌浩同志中央政治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本来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陈昌浩，见到这份指令后，立马叫来副参谋长李特，让他带着人去追中央，把跟着中央离开的四方面军干部统统带回来。领命后，李特立即带着一批人骑着快马去追中央。10日上午，李特等人追上了中央的队伍，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

  李特明显不是什么善茬，出口就是回头，负责殿后的三军团10团立即就进入戒备状态，随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听到动静后，教员等人都朝这里赶了过来。

  见到中央的领导，李特也不发憷，继续大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

  但教员并没有生气，很冷静的跟李特说，不要在这里吵，咱们去庙里交谈，结果李特非但不领情，继续让四方面军的人回头，还直接斥责教员等人：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

  从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人，基本没人敢违抗张国焘，很多人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四方面军的人回到四方面军，是一种本能。在李特的喊声中，四方面军的人陆续站到了李特的身后。

  李特胆子如此大，一种原因是他比较年轻，另一方面经过张国焘的宣传后，李特这些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干部打心底里认为南下是正确的，北上是不正确的。

  9月9日晚上十二点，在陈昌浩、都熟睡的时候，张国焘发来一封电报，详细说明了南下的原因和理由（这份电报能较为清晰的说明张国焘为何需要南下，现将全文贴出来。电报到的时候，中央已经走了）：

  徐、陈并转恩、洛、博、泽、稼：（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以下情况：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路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绝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9日24时

  理由充分，说的都有道理，但张国焘的战略眼光不够，胸怀不够宽广，不能从全局看问题，看不破潜藏在迷雾背后的本质。

  教员强调要北上，不能渡过黄河发展的决策，是从全局考虑的，北上抗日的大旗可以团结很多人，陕甘地区现在虽然艰苦，但大多都是汉民，从长远来看，是利于红军发展的。

  教员的决策思路是在防御中进攻，在进攻中防御，红军要发展、要壮大，要主动出击、要争取主动权，而张国焘南下的本质是想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躲起来，然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跑出来。

  一个强调发育，就算发育很困难，那也要发育，一个则强调要保存实力，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所以张国焘一直强调北上有多少困难，而教员则一直强调南下的局限性。

  并不是，张国焘是精英，但他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在眼前利益和未来发展中做出正确取舍，总会不自觉的想保住眼前利益，从而失去了未来。

  就好比，大家总会感慨，要是五年前能坚持做什么就好了，要是五年前胆子能大一点就好了。

  普通人能看到一年后，就能衣食无忧了，再厉害点能看到五年后，而教员就厉害了，他能看到几十年后。

  所以李特骂教员的时候，教员能坦然面对。因为思想高度差了几个量级，没啥好争论的。

  可见到李特对教员如此不敬，彭老总忍不了，他怒斥李特是“反革命”要枪毙他，三军团的人立马就要上前教训李特，李特见情况不妙作势要掏枪，在一旁的李德看到后，上去一把就紧紧抱住了李特。

  教员让人放开李特，并对李特和他身后的四方面军干部们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

  随后教员说道：“我们都是红军，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

  可能，在教员的预想中，总有人能以大局为重，回归中央的队伍，结果教员说完话后，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面面相觑，一句话都不说，一步也没有动。

  这一幕深深伤害了教员，这对教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领导来说，部下不听指挥，命令不动队伍，是一件极损自信的事。

  见李特狂的厉害，三军团的人就想来硬的，但教员摇头一叹：“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从第五次范围失败，到被迫离开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闯过一重重险关，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左突右进，四处寻找突破口，从湘江血战到四渡赤水，再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然后翻过雪山，损失了这么人，牺牲了这么多好同志，中央红军终于在懋功跟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了。

  一开始，一、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亲如兄弟，有什么好东西都互相分享，大家盘腿坐在地上，一起唱歌，一起交流，那种氛围多好，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欢笑，领导们也都喜笑颜开。

  教员心里也高兴，会理会议和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路线问题，虽然中间有点波折，但红军总算又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后来翻过雪山，跟四方面军会师，红军两支主力部队汇合，力量大大增强，如果这样一个时间段红军能建立新的根据地，那一切都不算得上什么了，革命前途依旧光明。

  结果两河口会师，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来了，见到破落的一方面军，他的脸上有藏不住的“不过如此”，中央说要北上，他却说要南下，还一副你们不行的样子。

  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更是先声夺人，他知道红军缺粮，急着要走，借此拿捏中央，成功拿到了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还将大量红四军干部塞进了中央，到了沙窝会议的时候，张国焘更加过分，还想往中政局中塞人，一塞就想塞9个。

  沙窝会议后，红军分为左右路军，张国焘却在暗中做了布置，右路军归中央统领，他却将前敌指挥部（原四方面军指挥部）放到了右路军，陈昌浩是政委，是总指挥，而他自己则和威望极高的朱老总和在左路军。

  此外，张国焘还收走了各部队的密码本和多余电台，掐断了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

  不仅如此，得知会理会议的一些情况后，张国焘还安排人分别去游说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干部，搞分化拉拢这套把戏。

  张国焘做这些事时，教员就冷冷的看着，为了大局，为了红军的总体利益，中央做出了很大让步，王稼祥直言要对张国焘开展党内斗争，都被教员拦下来了。

  教员并不是看不出来张国焘想将党政军大权一把握了，但教员还是希望能用这么多东西换取张国焘北上的决心，在教员看来，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大家的目的都一样，能友好相处，就尽量少闹矛盾。

  结果张国焘阳奉阴违，嘴上答应了中央要北上，背地里却在策划如何南下。最后一、四方面军还弄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在沉闷的气氛中，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人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离开时，教员骑在马上，说不心寒是不可能的。

  教员让步如此之大，还做了这么多思想工作，结果数万四方面军，一个都没留下，就连炊事员和马夫都走了，走了这么多人，原本人就少的中央红军，越发显得单薄，不仅如此，朱老总和，以及五军团、九军团都丢在了左路军。

  现在教员手里能动用的就一、三军团，能打仗的才几千人，张国焘却手握好几万大军。后来，教员对美国记者斯诺说，1935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主席的战略眼光确实是千古第一人，就看现在的国际局势也大都被老人家预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包含多少战略眼光！

  五军团很可惜，董振堂是教员的铁杆，还是西北军出身，原本可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展身手，发挥更大作用的。